很多人的“朋友圈”里总有那么一群乐观的伙伴，他们似乎总能一拍即合，对未来的看法、处理问题的方式乃至幽默感都惊人地相似。相反，悲观或不那么乐观的人，其忧虑的焦点和方式却五花八门。 这种“乐观者趋同，悲观者各异”的现象，如今得到了来自神经科学的印证。2025年7月21日，一篇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上的研究首次揭示了乐观主义背后共享的神经表征机制。研究团队发现，乐观者在展望未来时，其大脑特定区域的活动模式相似，而悲观者的神经活动则表现出显著的个人特色。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是列夫·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的经典开篇。研究者们受此启发，提出了乐观者与悲观者的“安娜·卡列尼娜原则”：“乐观的人都是相似的，而每个不那么乐观的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想象未来。” 为了验证这个假设，研究团队将目光投向了大脑的内侧前额叶皮层（MPFC），这是大脑的“自我规划中心”，它在自我反思、情绪整合以及想象未来（即“情景性未来思维”）中扮演着核心角色。当我们在脑海中预演未来的场景时，无论是对升职加薪的美好憧憬，还是对失业的担忧，MPFC都在高速运转。 为了捕捉这种微妙的思维差异，研究人员设计了一项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实验。参与者躺在扫描仪中，屏幕上会展示一系列简短的未来生活事件描述，例如积极的“你将进行一次史诗般的环球旅行”，中性的“你将提交一份简历”，以及消极的“你将被公司解雇”。参与者需要尽可能生动地想象这些事件发生在自己（或伴侣）身上。 传统的fMRI分析往往关注某个脑区的活动强度，即神经活动产生的电信号怎样“点亮”大脑，而该研究采用了“跨被试表征相似性分析”（IS-RSA）来对大脑活动模式进行进一步的比较。这种方法不只看大脑“亮不亮”，而是比较不同参与者在处理相同信息时，其大脑活动“模式的相似度”。 当研究者将所有参与者的“神经活动模式相似度”进行可视化后，一幅清晰的图景浮现出来：那些乐观分数高的参与者，在图上紧密地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高密度区域，表明他们想象未来时的神经活动模式高度一致。相反，乐观分数较低的参与者则像夜空中的散星，零零散散地分布在各处，且位置各异。这证明了“安娜·卡列尼娜原则”在大脑层面是成立的：乐观者的未来构想共享着相似的神经通路，而悲观者的构想则路径各异。 乐观者大脑中这个共享的思维模式究竟是什么样的？该研究进一步绘制的“思维地图”主要通过“情感维度”（区分事件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和“人称维度”（区分事件是对于自己还是对于伴侣）来进行解释。 结果显示，一个人的乐观程度直接决定了他在多大程度上依赖“情感维度”来组织自己的未来构想。越是乐观的人，其大脑在“情感维度”上的权重就越高，这意味着在他们的“思维地图”上，积极事件和消极事件被远远地分离开来，界限分明，位于“地图”的两端。而对不那么乐观的人来说，这两个点的距离则要近得多。 这个发现颠覆了一种直觉猜想，即乐观者可能会通过积极地重新诠释坏事来缩小好坏事件的差距。也就是说，常抱有“祸兮福之所倚”、“凡事都有好的一面”想法的人，可能并不乐观。相反，乐观者认为“好事就是好事，坏事就是坏事”，在神经层面清晰地“隔离”了消极事件，减弱其情绪影响，同时强化了积极事件的心理显著性，从而在认知结构上为积极心态打下了基础。 该研究为我们理解乐观如何促进身心健康和社交成功提供了新的视角。以往的研究表明，乐观者通常拥有更广泛的社交网络和更和谐的人际关系。而本研究的结果暗示，这可能因为他们共享着一种解读和展望未来的神经框架，这种“心有灵犀”使得沟通和共情变得更加容易。 研究也存在一些待解的谜题。例如，这种“乐观者趋同”的效应在想象与自己相关的未来时非常显著，但在想象伴侣的未来时效应有所减弱。这究竟是统计功效的限制还是反映了乐观的自我中心特性，还需要未来的研究进一步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