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已公布数据的城市中，人口减少的比例高达57.1%，超过半数。即便将未公布的34座城市全部视为增长，也至少有51.3%的城市人口在流失。 最让人意外的是，去年人口增量冠军，并非常规“金字塔”尖端的广深杭等东部强市，而是一座名不见经传的中西部省会——贵阳。 作为贵州省会，贵阳GDP仅约5000多亿元，尚未迈入万亿俱乐部，排名全国50名开外。但这座“普通”城市已连续四年实现超过10万人的年增量。 在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战略引领下，高铁、高速等基础设施日臻完善，“国内大循环”、“国家战略腹地”等新理念又加速了产业转移，中西部正成为新的承接地。 与此同时，东部沿海地区正面临制造业成本上升、产业转移等挑战，生活成本居高不下而就业机会相对减少，导致近年来出现明显的“东南沿海-中西部省会”人口回流现象。 最为典型的是2022年一线城市的人口变化。2022年，四大一线城市均出现人口负增长，合计减少27.5万人。今年，北京和上海依然负增长，合计减少9.79万人。 比如，山东去年常住人口减少42.8万，降幅全国居首，可省会济南人口增长7.8万；河南常住人口减少30万，降幅全国第三，而省会郑州人口逆势增长7.8万 。 它们肩负双重使命，对内留存本省人口，对外代表全省参与人才争夺。这是中西部省份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不得已而为之的策略选择。 对多数人而言，若不在家乡考编考公，往往会选择到高工资城市打工。要是家门口缺少能挑大梁的核心城市，全省青年劳动力极有可能被其他地区 “虹吸”。 在此背景下，中西部省份纷纷布局 “强省会” 战略。成都、长沙、石家庄、贵阳、太原、南宁、武汉、郑州、昆明等城市，均已提出 “强省会” 或中心城市建设战略。 而从实际成效看，“强省会”战略在当前颇为成功，在人口整体减少的大环境中，中西部省份借省会力量，正逐步实现 “人口回流” 。 在世界，一半以上的生产活动被全球陆地面积的1.5%所囊括；在中国，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以5.15%的土地面积吸纳了30%的人口，贡献了41.3%的经济总量。 作为幅员辽阔但人口分布不均、且在改革开放中属于内陆后发地区的省份，四川曾长期面临劳动力外流困境，一度成为全国知名的 “劳务输出大省”。 而自率先推行 “强省会” 战略以来，成都已跻身全国十大城市、国家中心城市及新一线城市行列，常住人口突破两千万，成为区域经济的核心引擎。 省会在“虹吸效应”的加持下加剧了区域发展的不平衡。省内其他城市的人大量进入到省会就业，导致其他城市缺乏人才，没有岗位，也形成不了产业。 可见，中西部省会的增量远远不足以弥补全省的人口流失。而深层原因在于：中西部省份普遍缺乏副省级城市作为区域支点，难以扩大 “人口回流” 的覆盖面。 这就造成一种矛盾局面 —— 一方面是中西部省会成为人口竞争的局部赢家，另一方面是省内其他城市却陷入发展颓势，人口不断持续流失。 因此，尽管中西部省会在全国排名中异军突起，但若将视野放大到省域层面，真正“人口增量赢家”仍是广东、浙江等东南强省。 未来，中西部省份若能在省内培育出具备竞争力的副省级城市，或可扭转 “人口流失” 困局；若仍依赖单一省会支撑，则全省人口持续外流的趋势恐难根本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