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老照片记录的是日本投降后，同盟国设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的情景。画面中戴着金丝眼镜的，便是中国法官梅汝璈，他代表四万万同胞参加了著名的东京审判。 1904年，梅汝璈出生于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朱姑桥梅村。虽然家境不错，但父亲对他要求严格，年幼的梅汝璈每日需早起捡粪施肥。聪颖好学的他总不忘带上一本英语书，边劳作边苦读。 1916年，12岁的梅汝璈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留学预备班”。1924年，他赴美深造，先后就读于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24岁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父亲那代留学生在海外尤为不易，”其子梅小璈回忆，“他们必须付出加倍努力，才能赢得尊重。” 1929年，梅汝璈学成归国，先后在山西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任教，讲授英美法、政治学、国际私法等课程。抗战爆发后，他坚守教育岗位，不仅传授法律知识，更身体力行地教导学生做有骨气、知耻辱的中国人。 日本投降后，1946年5月3日至1948年11月12日，美、中、英、苏等11国在日本东京开设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军国主义统治集团。梅汝璈作为中国法官赴东京参与审判，是该法庭11名法官中唯一的中国人。 1946年5月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做最后一次开庭前预演，一场关乎国家尊严的席位之争随即爆发——庭长威廉·韦伯擅自将中国法官的座次从第二降至第三，排在美、英之后。梅汝璈当即脱下法袍，严正抗议：“中国受日本侵略最猛烈，抗战时间最久，付出牺牲最大！”他认为没有日本的无条件投降，便没有东京审判，法庭座次应按日本投降时各受降国的签字顺序排列。“既然我的建议在同仁中并无很多异议，我请求立即对我的建议进行表决。否则，我只有不参加预演，回国向政府辞职！”梅汝璈态度强硬，最终使法庭调回座次，维护了民族尊严和利益。 据梅汝璈之子梅小璈讲述，审判期间，父亲面临巨大压力，常陷入情感与身份的矛盾焦虑中。作为中国籍法官，梅汝璈既要恪守法官中立原则，又要维护民族利益。作为四万万中国同胞之一，父亲的情感与诉求和普通中国老百姓是一样的——让战犯得到应有的惩罚，但其法官的身份又让他必须保持中立。 除此之外，取证困难、文化差异、西方法官的偏见……梅汝璈和中国同事在审判过程中遭遇重重阻碍。梅汝璈常在休庭期间与其他法官深入交流，揭露日军在华犯下的累累罪行。 历经818次开庭，1948年11月12日，东京审判落幕。但最终判决结果让梅汝璈留下诸多遗憾：28名甲级战犯中，除2人病故外，仅7人被判死刑，16人获终身监禁（后大多获假释），1人判20年监禁，最轻者仅获刑7年。更令人愤慨的是，日本昭和天皇竟得以全身而退，完全逃脱法律制裁。 回国时，44岁的梅汝璈头发已经花白。在法官席位之争、起草判决书、坚持死刑处罚等关键时刻，他尽全力维护祖国的尊严和人民的利益。周恩来总理曾对他高度评价：“为人民办了一件大好事，为国家争了光，全国人民都应该感谢他。” 新中国成立后，梅汝璈投身我国外交事业与法制建设，担任外交部顾问、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职。60年代，他着手撰写《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书，却未能完成。1973年，69岁的他因病逝世。 80年代，梅小璈整理并出版了父亲的遗稿，《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书详述了从法庭组建过程到甲级战犯名单确定，从法官座次之争到法庭内部运作机制等东京审判的诸多珍贵细节。 提到父亲，梅小璈说：“在我眼中，他是一位饱含家国情怀的知识分子和法律人。我们不必夸大其个人作用，正如他本人清醒认识到的——我今天能高居审判台上来惩罚这些元凶巨憝，都是我千百万同胞的血肉换来的。” 如今，位于朱姑桥梅村的梅汝璈故居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开放，展出梅汝璈在东京审判时亲笔修改过的判决书，审判期间用过的法律书籍、衣服、眼镜等珍贵文物。 梅汝璈的宗亲、故居讲解员梅庭军常在这里向参观者讲述东京审判的历史。他说，开放故居，就是为了让子孙后代记住中华民族曾经遭受的苦难和先辈们抗争的艰辛。78岁的梅氏家族长辈梅华林老人也经常来到这里，在故居院中看看梅汝璈的雕像。 梅小璈说，翻阅父亲的日记，“中国人还得争气才行”的字句反复出现。梅汝璈始终强调，要消除外界对中国的偏见，最根本的途径就是自强不息。 梅汝璈曾写道：“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这句话，不仅是他对历史的总结，更是对后人的殷切嘱托。 从东京法庭上的据理力争到日记本里的谆谆告诫，梅汝璈用实际行动诠释了知识分子的家国担当。今天，当和平的阳光洒满神州大地，他的精神依然闪耀着时代光芒——铭记历史创伤而不囿于仇恨，秉持自强信念而不懈奋斗，方能在新时代续写民族复兴的华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