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2日，新京报记者从受害者父亲处了解到，事发至今已有5个月，女儿已入土为安，犯罪嫌疑人尚未落网，该案已在马来西亚当地警局和山东诸城市公安局立案，“6月份，马来西亚警方又让我们将女儿的手机带过去，为了了解更多的细节。目前还没有更多的进展。” 8月22日下午，受害者父亲李先生向新京报记者回忆，3月13日，女儿小文抵达马来西亚吉隆坡，即将开启语言班的学习。高考失利后，小文成为山东艺术学院的“国际本科生”，原本计划今年秋季赴马来西亚的博特拉大学就读，但由于雅思成绩一直未达标，最后决定先到马来西亚上语言班，考试通过后，再入读博特拉大学。 李先生回忆，3月22日下午，妻子收到小文发来的微信文字，称自己卷入一桩命案，一个“上海警察”打来电话称由于自己到处发布诈骗信息，导致一个老年人轻生，现在是“重大涉案嫌疑人”。“上海警察”同时提到，小文的“同伙”已经招供了。 在和母亲的微信交流中，小文的诉求是，希望母亲打来一笔25.8万元的“保证金”。随后，小文向母亲发送了一张手写文字的照片。小文母亲点开后还未看清楚，小文便撤回了。母亲随即告诉小文，这是电信诈骗，不要上当。但小文表示，对方冒着被撤职的风险来处理这件事，是来帮自己的，不可能是骗子，且对方好心给自己两周的时间来筹够这笔钱。 3月22日18时许，小文父母再次联系女儿，未获回复。随后，小文父母与此前经手女儿读书事宜的教育机构取得联系，“机构联系山东艺术学院的老师，学院又联系外派到马来西亚的老师。晚上的时候，老师去了趟女儿租住的公寓，回复说警察在那边维持秩序，不让靠近。后来，那个老师打听到，有一个女孩从30多楼坠楼了。”李先生说。 3月23日，小文的父母赶赴马来西亚吉隆坡，在医院确认了女儿的遗体。李先生透露，小文租住在公寓的37层，最后是从39层的平台跳下，坠楼前，她没有留下任何遗言或遗书。 李先生告诉新京报记者，抵达吉隆坡后，几经辗转，最终在一个当地华文媒体的华人记者的帮助下，到当地警局成功立案。与此同时，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帮忙在博特拉大学查询小文的档案，“因为我女儿还没入学，所以没有查到档案。” 当地警方将小文的手机、电脑等遗物交还给家属。小文父母了解到，诈骗嫌疑人致电的是女儿才办理的当地手机号，拨通后，让其下载了一个软件。此后双方的交流都在该软件里，女儿的一举一动受到对方严密监控。 “自白书”清晰阐述了她的详细履历，包括何年何月在哪里上学、家人情况、来马来西亚读书的前因后果等信息，李先生看完后，认为女儿被精神控制和“洗脑”了，“对方恐吓说如果这笔钱不给他们的话，就从上海飞到马来西亚，把她带回来判7到10年的有期徒刑，所以我女儿就害怕了。” 李先生还提及，“对方让我女儿做什么事情都要汇报，包括上厕所。并叮嘱我女儿要保密，不能将这件事告诉任何家人朋友、律师等第三个人。她当时肯定很崩溃无助。” “自白书”还陈述了她接到“上海警察”电话的经过：“2025.3.18中午接到马来西亚通讯局电话说我有一个国内的电话号码到处发布诈骗短信遭到举报，要把我名下所有的电话卡停掉，但我本人并不知情我有一张那个号码的电话卡，于是马来西亚通讯局便帮我联系了上海市的杜警官让我报案。本来我以为报完‘个人信息外泄’的案交给警方调查就可以了，结果在当天下午两点钟左右被告知我是某个非常重要违法事件的重大涉案嫌疑人，于是我本人就莫名其妙成为了重大涉案嫌疑人（因为我本人确确实实从未做过违法犯罪的事情！）并由警方进行24小时监控......” 发给母亲随即撤回的“手写文字”中，小文表示，“如果这25.8万交不上，这位警官不仅会失去工作，还会面临调查，而我会有比一年半更久的时间见不到你们......交了钱，人家会尽快证明我的清白，证明我是清白之后，我也会（把钱）退回来......” 李先生表示，4月初，他和妻子带着女儿的骨灰和遗物回国。4月9日，山东省诸城市公安局向小文家属出具“立案告知书”，称小文被诈骗一案，符合立案条件，现已立案侦查。 6月，马来西亚警方通知他们将女儿手机送回马来西亚，以便警方了解更多细节。“目前，我们还不清楚嫌疑人当时是在马来西亚还是在中国或是其他国家打电话给我女儿的。”李先生说，“现在就等待侦查进展。” 8月2日，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发布“暑期安全提醒”，提醒警惕陌生来电：中国驻马来西亚使领馆、国内公检法机关或马来西亚政府有关部门不会以电话方式通知当事人涉嫌“洗钱”、涉及刑事案件或需领取包裹或文件，更不会以“支付保证金”等理由要求当事人提供银行账户信息或转账汇款等。遇陌生可疑来电，请务必保持警惕，及时挂断并向马警方或使领馆反映核实。如不慎被骗，请冷静并保留证据，第一时间通知账户银行冻结汇款，并尽快向马警方和国内户籍地公安机关报案，尽可能挽回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