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强调“着力建设安全可靠的韧性城市”，要求“强化城市自然灾害防治，统筹城市防洪体系和内涝治理”。在全球气候变化、极端天气频发的背景下，系统提升城市排水防洪能力、统筹城市水资源利用与防灾减灾成为构建韧性城市的重要方面。而古代治水实践中蕴藏的水城共生之道，或可给我们带来启示、提供借鉴。 水资源是城市发展的基础保障，历代水利工程不仅聚焦解决供水和防洪问题，也支撑了漕运、灌溉与景观建设。以北京城为例，其境内水系由永定河、潮白河、北运河、拒马河及泃河构成，“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济”。自西周燕都因水患迁往蓟城起，历代均重视水利建设：战国建督亢渠，曹魏修戾陵堰、车箱渠，隋朝运河永济渠北抵涿郡，为北京成为古都城奠定水利基础。此后，金代引莲花池水入中都，元代郭守敬主持修建白浮瓮山河引水工程，明清改引玉泉山水，西郊结合大规模水利工程建设“三山五园”，既保障京城、运河用水及西郊稻田灌溉，又兼顾景观设计，使北京城成为中国古代山水园林城市的典范。这些传统生态智慧，对于当代城市规划仍具有指导意义。 古人主张遵循“因势利导”的原则。例如，大禹治水采用的“疏川导滞”之法，李冰父子修都江堰时，利用河湾地形建无坝引水枢纽，都体现出对自然环境的尊重与利用。这种思想也体现在城市选址营建上。在当代，“因势利导”要求城市规划与水利建设充分尊重原有的地形、水系、植被等自然环境，避免大规模削山填湖、裁弯取直，使水城关系顺应自然的脉络生长。陕西省汉中市在统筹城市发展和汉江生态保护的过程中，最大限度保留汉江河道原生态岸线，守护南水北调“一泓清水永续北上”。浙江省全面推进生态治水，在国土空间布局上充分考虑水环境、水生态、水安全，注重资源本底，优化城乡区域布局。这些实践延续了传统生态智慧，是新时代推动“人-水-城”和谐发展的生动体现。 “水土并治”是古代处理水城关系的核心策略。《礼记》中“土反其宅，水归其壑”的记载，道出了从事农业生产的先民最根本的祈愿。在水利实践中，古人致力于让水土各尽其用，比如唐宋时期，太湖地区创造塘浦圩田，通过挖土疏渠形成水道，又以淤土筑堤御水；明代采用“束水攻沙”之法治理黄河，实现水土的动态平衡；清代在疏浚凉水河时，将挑挖的淤泥用于增辟稻田，达成土方平衡，同时以“散水匀沙”之法变无定河为永定河，又引南苑凤河、凉水河水“蓄清刷浑”，最终实现“清流演漾，资安永定”的目的。“水土并治”的生态智慧为现代城市建设提供了深刻启示：城市建设须摒弃“水”“土”分离的规划模式，通过适当恢复河道的自然形态与功能，充分利用自然能动性实现水土协同调控。 “蓄水调洪”是应对降水时空分布不均匀的根本思路，古人早有“蓄泄兼资，旱涝有备”的认识。春秋楚相孙叔敖筑芍陂，堤坝锁水，溉田万顷；西汉贾让献“治河三策”，首推开辟蓄滞洪区；北宋兴建木兰陂，御咸蓄淡，功泽后世；及至明清，北京西郊的大型水利工程营建，蓄调古都水脉。“蓄水调洪”也是现代城市防洪措施的智慧源头，现代工程先驱华南圭先生曾力陈玉泉山、昆明湖、护城河等自然水体对于北京城市雨洪调蓄的重要作用，提出恢复昆明湖为“总潴之处”，他的规划构想中，早已蕴含当今“海绵城市”的生态理念。 当代城市建设应赓续“蓄水调洪”的传统智慧，通过生态工程修复湿地、修建水库、构建城市水网，形成层次分明的多级调蓄系统。通过季候性调度化害为利，将易泛滥的灾害性洪水转化为资源储备。近年来，我国系统提升流域防洪减灾能力，全面启动以“分得进、蓄得住、排得出、人安全”为核心的蓄滞洪区综合治理工程。同时，我国积极应对湿地面积减少、生态功能退化等全球性挑战，加强城市湿地保护。今年举行的《湿地公约》第十五届缔约方大会上，福建福州等9地获“国际湿地城市”认证，我国国际湿地城市总数达22个，居全球第一，为世界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提供了中国范式。 世异时移，山川流峙，古人认为治水“无一劳永逸之计”，如何实现水城共生可持续发展是城市营建的首要问题。回顾历史答卷，因势利导、水土并治、蓄水调洪等丰富的传统生态智慧，为现代都市应对雨洪挑战、建设韧性城市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方案。传承传统生态智慧，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必将续写人水和谐的城市建设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