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电联之所以设下“倒计时”，是因为低轨频谱和轨道资源有限，不能让谁先报了名就无限期占着位子，于是有了硬性的部署节点：立项7年内至少要有一颗卫星入轨，到第9年时要完成总规模的10%，12年一半，14年全部到位。对中国星网来说，这份计划书里填报的是上万颗卫星，换算下来，2029年至少要有约1300颗卫星在轨，2032年要累计约6500颗，而从那以后仅仅两年时间，就要再发6500颗左右，到2034年把约1.3万颗全部部署到位。 所以我们看到，不同型号的火箭轮番上阵，文昌、太原、酒泉频繁响起点火声。卫星不再是零星试验，而是批量出厂、成组入轨，地面系统同步展开调试。整个链条开始提速，我们已经开始小步快跑，为冲刺作好准备，这是一个明显的拐点。 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一次性的密集发射容易，难的是把这种节奏固化为常态。倒计时不会因为任何犹豫而停下，唯一的出路就是小步快跑，把节奏跑顺，把规模堆起来，让“快”成为一种能力。 国际电联对于大型星座有时间节点的要求，从T0算起，分别得在7、9、12、14年达到相应的节点，注意其节点对于产能和发射频次的要求是加速度，而不是匀速。越到后面压力越大。 倒计时不是只对中国生效，而是对所有星座统一执行。国际电联的规则设计，其本意是防止有人“圈地不种地”——先把频谱和轨道资源占住，却迟迟不部署。7年1颗、9年10%、12年50%、14年100%，这四个时间节点就像一个个门槛，跨不过去，项目就可能被削减甚至中止。 在这条赛道上，星链是跑得最快的那一个。马斯克的打法很简单粗暴：不是按最低要求来，而是大规模超额部署。几千颗卫星一口气送上去，既锁定了频谱，也把商业服务迅速铺开。今天的星链不仅在全球有广泛用户，还在战场环境中展现出了通信保障能力。它不是勉强达标，而是作为一个“优等生”提前交卷，这让同班同学倍感“压力山大”。星链的超前让规则变成了一种更残酷的现实——如果中国不能展现出持续加速的态势，就可能在频谱竞争里失去主动权。 无独有偶，国际电联打响发令枪后，和中国星网一起拼命奔跑的还有亚马逊的柯伊伯。这是一个计划部署3200颗卫星的庞大星座，时间表同样紧迫。为了追赶进度，柯伊伯在今年四月开始批量发射，目前已经有100多颗卫星进入轨道。 当下，柯伊伯的问题在于发射渠道。亚马逊自家的蓝色起源还没有拿出实用化火箭，眼下能依靠的只有联合发射联盟和死对头SpaceX。联合发射联盟的“火神”还在爬坡，且要优先保障美国太空军，真正的“救火队员”反而是猎鹰九号。贝索斯的星座，要靠马斯克的火箭来救急，这本身就很讽刺。国际电联设定的9年发射10%的节点近在咫尺，柯伊伯的时间同样不算宽裕。 在这场赛跑里，中国星网的处境与柯伊伯有几分相似：都面临着时间考核的压力，都需要在短时间内证明自己的产能和节奏。但不同的是，中国手里有牌：从制造到发射都有全链条的能力，这让星网不会像柯伊伯那样捉襟见肘。只要能把当下的小步快跑固化为常态，就有可能做到在倒计时的节点上不掉队。 正因如此，中国近期的密集发射才有了更深的含义。21天5发，不仅是对内的建设进度，更是对外的信号。它告诉国际社会，中国不是“画大饼”，而是已经把卫星一批一批送上去，把链条跑顺。这既是应对规则的必然动作，也是争取话语权的关键步骤。 不过，速度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可靠性和可持续性。星链之所以能超额完成发射目标，不只是因为发射快，还因为它已经建立了成熟的产线和复用火箭体系。相比之下，中国目前还处在多箭并行、临时调度的阶段。这种阶段能维持一时，却难以长期支撑。真正的竞争，最终比拼的是能不能把高频节奏变成工业化的常态。 要把星网搞起来，中国眼下采取的是一种多箭并行的方式。长征五号乙、长征八号甲、长征六号改、长征十二号四位剑客轮番出场，在不同发射场接力起飞。这样的做法很直接：谁能飞、谁有条件，就让谁顶上去，把卫星一批批送上天。多箭并行解决了眼下的问题，却不是长久之计——型号多、流程杂，调度和成本压力都不小。 算一算，就能看清中国星网面临的现实压力（以下仅为粗略测算，不代表真实情况，仅供参考）。按目前9组在轨72颗、火箭发射能力分别是一箭5星（长六）、9星（长八、长十二）、10星（长五乙），反推国际电联的三个节点，结果并不乐观。 到2029年9月，要凑齐1300颗，还差1227颗，平均每月产25颗。即便全用长五乙，也要年均30次；用长八甲或长十二，要34次；长六甲更是要60次。四型均分，大约36次。 到2034年9月，目标13000颗，还差12920颗，月产要118颗。哪怕全靠长五乙，也要142次/年，四型均分则要170次以上。这种强度几乎不可能靠一次性火箭维持。 答案很清楚：问题不在于一年打了多少发火箭，而在于每发火箭能装多少。今天的5、9、10星模式，注定跑不动。必须把单箭搭载量提升到20到30星，配合月产百颗以上的卫星节拍，才能压缩发射次数到50次/年左右。同时，复用班车必须登场，中型箭跑出周节奏，重型箭负责季度清货。只有这样，才能在2034年前把万星星座拼齐。 在这些型号里，长十二格外值得关注。这枚火箭在2024年底首飞，第二飞就被拉去执行实用化任务，把低轨星座卫星成组送上轨道。对比以往型号往往要经过多年考核才能投入应用，这本身就是倒计时压力的体现。长十二直径3.8米，一级配备7台YF-100K发动机，具备不俗的运力。更关键的是，这一代火箭被认为有可能向可重复使用演进。八院在2024年就用3.8米直径的液氧甲烷验证箭完成了10公里级垂直起降，为复用化火箭打下了技术基础。这意味着长十二可能不仅是“救急”，还可能成为未来向复用转型的桥梁。 与此同时，民商力量正在形成补充。蓝箭航天的朱雀三号在2024年完成了10公里级垂直回收试验，标志着民营团队已经把VTVL（垂直起降）真正做上了天。2025年，北京箭元科技又在海上平台完成国内商业首次回收实验，虽然还处在技术验证阶段，但至少走出了第一步。这些公司不可能一开始就挑起星网的大梁，却能在复用、成本优化和快速迭代上，找出路子。国家队稳住主干，民商队小步试错，两者形成互补，才有可能既保证战略安全，又推动效率提升。 从趋势来看，当前多箭并行只是过渡。真正的长期解法，必然是复用火箭和更大运力平台。星链能快速扩张，根本原因在于猎鹰九号复用成熟，未来还有星舰这种“超级太空重型卡车”。中国有双倍的压力和动力——中国星网和上海千帆都是上万颗卫星的宏大计划，中国也迟早要拿出类似平台。小步快跑解决当下，复用化和规模化才是最终答案。 因此，可以这样理解今天的中国路径：一边靠多箭并行维持节奏，把“量”尽快堆上去；一边在复用和大型化上做准备，为后续的真正冲刺铺路。这条路径并不完美，但在时间压力下，它是最现实的选择。 国际电联的时间表并不是挂在墙上的日历，而是真正会产生后果的“生死线”。一旦到点完不成，理论上可能被削减频率指配，甚至直接中止整个系统。这对于任何国家和公司来说，都不是一句“延期”可以掩盖的损失。频谱和轨道资源有限，一旦被回收，可能就再也轮不到你了。 但规则的另一面是，它并非铁板一块。2023年，欧洲的Rivada就是一个鲜明的案例。这家公司原本要在当年完成10%的节点，但连一颗卫星都没能上天，按规矩理应出局。然而，Rivada并没有就此被淘汰，而是提交了详细的资金保障、制造合同、发射计划，证明自己不是“圈而不用”，而是确实在推进。最终，国际电联给了它豁免，让它把赌注压在下一个里程碑。 这背后反映的，其实是一场多重博弈。对电联来说，既要维持规则的严肃性，又要顾及成员国的诉求。对运营商而言，则要在时间和资源之间不断平衡：一方面必须展示实打实的进展，另一方面又希望争取更多缓冲。Rivada的豁免说明了一个现实——只要能拿出可信的路径和合同，规则就会留下缝隙。 对中国星网而言，这既是提醒也是警示。提醒在于，电联并非只认结果，也看过程；如果真的遭遇延误，只要能展现资金、合同和制造能力，仍有谈判空间。警示在于，这个空间并不是给空头支票的，而是要靠实际行动撑出来。如果没有持续发射、没有产线保障，即便豁免存在，也未必能落到手里。 因此，豁免不是依赖，而是最后的缓冲。真正的安全感，只能来自把节奏跑出来，把规模堆上去。21天5发，只是一个起跑：中国星网已经开始用行动回应倒计时，不是停留在口号，也不是等待豁免。未来三到五年，既是时间表的硬节点，也是中国证明自身能力的窗口期。倒计时已经开始，唯有持续加速，中国星网才能在2030年代真正站稳脚跟。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