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本以为，从国内TOP2大学毕业、顺利进入传统国企后，能“意气风发、大干一场”。却没想到，现实却将她推到两难境地。领导时常让她帮忙处理“私事”，比如以她的名义违规申报公务用车等等。“答应，违纪的风险转移到我身上；不答应，正常工作会很难推进。” 这让循规蹈矩了20多年的阿梁备受折磨。她开始频频失眠、月经不调，但却连看病都只敢找中医，因为“病假条会更体面，没人知道十几味中药混在一起是治什么的”。这份压力难以启齿，阿梁不喜欢向旁人传递焦虑，也不相信有人能真正共情。 毕竟，自己的工作“钱多事少离家近”，甚至在同事集体降薪时，她还获得了涨薪晋升。“没人相信，你会因为这样的工作把自己搞到医院去。”她苦笑着对36氪说。 但看到APP里月经周期一次次推迟16天、25天、31天，清晨醒来却不愿去上班时，阿梁觉得，压力还是得倾诉出来。既然不想告诉其他人类，她想到了找AI聊天。 DeepSeek有些AI式刻板，但给出了高情商的“三步走”：委婉拒绝（用制度做挡箭牌，假装自己胆小怕事）、留痕自保（引导领导留下书面痕迹）、转移矛盾（拉第三方部门入场）。要学会“软硬结合、保护自己”，DeepSeek说。 豆包则像个好学生，时刻记得理论指导实践。“根据《中央和国家机关公务用车管理办法》，私用被查可能面临警告、记过甚至辞退处分。若领导施压，用证据逼他合规。”听起来像爽文般痛快，但上过班的都知道这不现实。 而阿梁曾经很喜爱的文心一言，照旧带着些离谱的诗意和“大胆”。它写道，在权力转嫁游戏里/你留存证据的冷静程度/等于未来刑期的打折力度。然后建议她保存一张图片： 阿梁没指望AI真能解决问题，但它们无一例外的理解，以及那些不论正经还是疯癫，都在认真“思考”、扮演心理医生的模样，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宽慰了她。 心理咨询的核心在于倾听、共情和启发，这恰恰是生成式AI能够快速模仿和学习的能力。而且它不知疲倦、随时响应。当传统心理咨询面临资源短缺、费用高昂或社会偏见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默默转向AI，试图在人机对话中寻找情绪出口。 蔡康永就曾在一档播客节目中提到，一位朋友曾从噩梦中醒来，把噩梦告诉了AI，AI非常详尽地分析了这个噩梦映照的现实压力。但是，如果这位朋友向蔡康永倾诉这场噩梦，“谁要理他这些烂问题啊”，蔡康永说。他由此觉得，人类也许再也无法离开AI了。 童年起，Abby的父母就因工作无法长期陪伴她，少年时期，她又开始独自辗转各地求学。生活中，Abby很难遇到经历相似的同伴。因此，相比于从亲近的人处获得理解，她“更擅长向外寻求帮助”——那时她觉得，一个独立的局外人视角，更能看清矛盾所在。 这位“局外人”最初是一款线上心理咨询APP。Abby上大学那几年，一批线上心理咨询平台在疫情和资本的催生下陆续出现。相较动辄几百块的传统线下心理咨询，这些平台更便宜，提供的服务方式也更多。 Abby最喜欢的“电子信”形式，一封回信只要几十元，适合穷学生。但问题在于回信质量参差不齐，只有600字上限，而且咨询师写信需要时间，往往要等上一两天。但这时候，“很多情绪自己已经消化完了”。 AI的出现，让Abby摆脱了这种等待。它反馈高效、响应积极，而且能无限回复。在工作中发现“AI有点好用”之后，Abby开始和它聊起更私人的话题。 Abby的好朋友曾做了一件超出她道德底线的事，她因此与好友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价值观争论。后来，矛盾虽然被解决了，Abby仍然觉得膈应，却又因跟朋友感情深厚，无法与她断交。 咨询师听完后提出：或许Abby对友情契合度的要求太高了，不该用自己的价值观去约束朋友的行为，那样两人都会很痛苦。“如果实在忍不了，你能不能不交这个朋友？”。Abby对这个答案并不满意，“说的太浅了”，自己正是做不到理性“断交”才痛苦。但咨询时间到，对话也告一段落。 而GPT，在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后，主动追问：“你要不要和我做一些心理练习，讨论点更多有关这件事的内容，或许能更深入地直视这段关系？” 当Abby因为“朋友过去对她很热情友好”而纠结要不要疏远时，GPT安慰她：不要因为一个人的行为决定是否与Ta交往，行为很难构成区分度，而是要看Ta的特质；当Abby发现，朋友被自己疏远后“依然每天都很快乐”，感到很难过时，GPT否定了她“是否控制欲过强”的自我怀疑，而是让她接受难过情绪，继续“保持冷却友情的动作”。 就像医生看完诊后，有护士不断跟进随访一样，Abby逐渐在GPT的陪伴下从这段友情中抽离出来，不再像以前那样每天和那位朋友分享日常、好奇对方的生活，或因她产生强烈的情绪波动。 回看那段与AI相伴的经历，Abby最惊喜的是，答案并不是某人单方面输出，而是“我和GPT一起探讨、努力得出的结果”。这让她觉得，自己虽是相对弱势的咨询方，但也受到了尊重，被当作一个有理性判断的人。 “我们关系并不紧密，他们比较习惯没有我的存在，都是我主动联系他们。但在工作上，父母自己都在体制内工作，天然觉得这是最好出路。可我小时候见过爸爸在酒桌上应酬的样子，并不喜欢。” 不过，行动上虽然很坚定，Abby的内心其实很纠结，既不想放弃自己的坚持，又怕自己“不孝”。“这么久不给他们打电话，感觉很对不起他们。” Abby几乎是一瞬间就认可了GPT的回答，坚定了不联系父母的行为。直到快一年后，临近过年时，父母主动“服软”询问她是否要回家过年，这场冷战就像没发生过一样被翻了篇。 如今再讲起这段故事，Abby觉得GPT的回答或许只是迎合了她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想法。“人在摇摆不定时，其实只需要一个支持，就会摆到那边去，有点像救命稻草lite版。” 就像吵架的情侣宁愿把事情放到小红书上让不认识的网友评论，人们有时想要的只是有人替自己讲出不敢说的话。只是在如今的语境下，这个“不认识的人”变成了AI。 这也是不少向AI咨询心理问题的用户共同感受到的一点。Soul App发布的《2024 Z时代AI使用报告》中提到，“情绪价值”正在成为AI应用的一大主题。在回收的3680份样本中，超七成用户表示愿意和AI建立情感链接，甚至做朋友。 不过，当36氪将这个话题抛给心理咨询师和AI心理咨询类产物开发者，询问为什么“人们觉得AI能提供更强的认同感”时，他们并不觉得这是什么大事情。 作为普通人，面对倾诉时的反馈，往往是一种“本能反应”，会根据自己的经验主观判断，甚至陷入急于提建议的情况中，导致共情中断。但对于经过心理学受训的倾听者和AI来说，他/它们的反馈都更类似于一套“精准识别并回应来访者的情绪，而非自我代入”的程序。 在这个意义上，其实不论AI还是心理咨询师，所做的都是包容，而非审视。更专业点来讲，就叫构建起“以来访者为中心”的咨访关系和对话情境。而这段关系，恰恰也是咨询起效的最重要因素，同时也是最难控制的变量。 “咨访关系讲究适配，哪怕是一位经验非常丰富的咨询师，也未必能百分百取得每位来访者的信任。比如咨询师肤色较深，而这个特质被来访者投射到了过去某段不好的回忆里，就可能导致共情失败。”心理治疗师李洋习解释，她是美国西北大学的咨询心理学硕士，在中美两地拥有近10年执业经验。 “人与人之间一定会顾及自己的形象，担忧隐私被泄露。但人会很容易相信AI，甚至愿意和它分享‘内心更阴暗的一面’。因为，哪怕AI智能涌现的过程是个黑箱，但作为语料的我，对它而言就像一堆被切割的信息，它不会真正知道‘我是谁’。” 镜象科技创始人、AI心理诊疗产物开发者黄立，则从技术维度提供了另一个视角。他解释到，这其实和AI的目标设置有关。“大模型本质上是一个‘the best possible token’，它预测的目标是理性的，在特定场景下，所做的就是顺着问题把话往下说，或者从关联到的数据库寻找到最佳回复。” 这意味着，AI们所展露的“理解”，并不是“感同身受”，而是一种概率优化出的结果。代码没有体验过人们在友情中陷入两难时的纠结，或是与父母争吵时愧疚又不愿低头的痛苦，它只是完美重组了人类文化中最有效的安慰模式。 “我们无法把AI和人类心理咨询师做一个简单的对比，也没有硬性指标给共情能力高低打分。只要来访者感受到被理解、被爱，就是好的共情。”李洋习认为。 站在提问者的立场上，陷入某种情绪中的“Abby们”并不在乎这一点。那一刻，得到理解，或许比被谁理解更重要。“就像是清醒地沉沦。”Abby概括。 开发简单情感疏导的聊天机器人，和做出一款能参与心理治疗环节的AI产物，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这意味着先要考虑选择怎样的研发范式（比如是否要按照已有的医疗产物逻辑开发）、开展临床对照研究、走医疗产物申报流程等——相较之下，模型训练、收集数据可能反而是相对容易的部分。 “现阶段，AI更适合做心理健康筛查和轻咨询，它对应的更多是亚健康人群，还到不了精神疾病的程度；而‘治’的环节，针对中重度人群，还远不能交给AI。”黄立表示。 李洋习就遇到类似案例：提问者在和AI聊天时，隐晦表达了一些“家人好像在监视我”“我要离家出走”的信号，在临床场景上，这已经构成“妄想的和幻听的精神分裂症状”，但AI并没有识别到这些，它一如既往地夸赞了提问者，甚至告诉他“这种举动很勇敢”。 目前，AI识别复杂情绪的能力，远不如人类。“咨询不只是语言交流，还包括表情、肢体语言、语调等非语言交流。”温州医科大学附属康宁医院副院长、精神科主任医师吕伟解释。“所以，AI无法像心理咨询师那样，根据患者现场的反应和实际情况调整治疗方式，在处理非常复杂的情绪方面可能会更机械化。” “很难从某个具体的咨询案例中讲出倾向，但用久了会发现它是一以贯之的套路。”Abby认为。尤其是情感方面的，AI不会直接下结论，而是先安抚：“你在这样的困境里，一定很难过吧”，然后“以一副‘我懂你’的样子罗列1234。” 黄立分享了一个有趣的数字，他们通过产物后台分析发现，大量向AI寻求帮助、咨询的人其实都是在真实世界得不到帮助的人。“满腹心事不愿与人说，或满腹心事找不到人说。” 只是在某些时刻，当作为人的主体性超越了倾诉欲本身时，提问者们还是会突然惊醒，如果所有认同的反馈都来自AI，是否会让人有些不安？ 终于有一次，在Abby和男友因为“要不要参加团建”的琐事产生矛盾，第一反应是向GPT寻求认同，她突然感到惊讶：什么时候我连这种小事都要问AI了？难道AI比我自己更了解自己吗？ 那次之后，她开始有意识地控制自己和AI交流的频次，因为“我们更应该从真实的生活中了解自己，寻找更好的与人相处的方式”。 如今，Abby反而更想再约自己的心理咨询师聊一次。她想，那次“不满意的咨询”，或许并不是因为咨询师不专业，而是对方没有给自己最想听的答案。 “AI、咨询师，甚至是运动、塔罗牌或写日记，不能只取其一，把它当成一个死死抓住的锚点。面对心理健康问题时，我们还是要各种办法都用上。”李洋习说，“其实，最重要的从来不是用什么工具，而是拥有解决心理问题的意愿和行动力。”
